本校教授周作人君致校长书
    孑民先生左右：
    自先生去国后荏苒三载，未曾奉候，疏懒之罪无可辩解。今年春初阅报知先生返国，暂赴故乡休养，即行北上。闻讯之余不胜欣忭，以为北大不久可得先生复归长校，不特在风雨飘摇中之学校可望渐臻稳固，即个人亦可得请益之机会，实属至可欣幸之事，乃翘望数月，自春徂夏，未见先生来京，近且有暂不北上之消息，窃不能无惑焉。先生年高德劭，不宜轻入危乱之邦，暂时息影田园，待政治清明再行出山。爱惜先生者或主张此说盖未可知，即作人亦非不能了解，唯有未敢尽赞同者，请为先生一陈之。先生当年固曾系以政治问题去国，唯两三年来事过境迁，北大同人已主张“政教分离”，评议会已议决不再以学校干涉政治，先生此次返校后，即使政治如何暗浊，北大当不至再滚入漩涡中，于先生亦当别无危险。此其一。北大近三年来无日不在危疑困顿之中，在先生去国之时不得不由同人勉力支撑，得过且过，今先生既已归国，即使同人尚可支持，先生似亦不便坐视，况实际此刻已至途穷日暮乎，此其二。“教授治校”，此为北大之特长，使校长不妨暂离之原因。但以个人观之成绩亦未可乐观，如教务长与总务长不能兼任，载在章程，最近改选教务长乃即由现任总务长当选兼任，该项章程在此次选举似已不发生效力，故北大法治之精神实已有疑问。不得不望先生之来而加以补救者也，此其三。作人在北大将及十年，除教课外于教务素不过问。今因先生不来北京与北大前途关系至大，偶有所见，不敢缄默。敬以奉陈，狂愚之言，尚祈宽容是幸。
    四月二十五日 周作人上
    * 刊一九二六年四月三十日《北京大学日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