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信
    川岛兄：
    北京现在已挂了青天白日旗了，但一切还都是从前的样子，什么都没有变革。有人问，不知究竟是北京的革命化呢，还是革命的北京化？据不佞的观察，自然是后者为近，——本来这革命也就只是招牌，拿到北京来之后必然要更加上一层油漆了。我们故京兆人的多数，心目中只知道这几件东西，皇帝、洋人、奉军。革命的招牌，现在虽然不能不暂挂，（否则不能投机，）心里一定是痛恨不置的：这是人情之常吧？试举一个例，北京市党部成立好久，花了好几天找官产房屋，到处碰钉子，智识阶级的市民拍手称快，说“国民党”被轰跑了，他们想占某衙门，却给军队赶走了。你想，以堂堂市党部，在北京东奔西走，找不到房子，这岂不是怪事。（现在听说已弄到教育部的一部份房屋办公了。）又报载白崇禧到北京后往西山去谒中山之灵，此外便没有第二人。我并不主张什么宗教似的仪式，说北京人非去叩拜不可，但即此一事可以见北京的革命空气与党空气之稀薄了。奉军鲍毓麟旅之缴械，北京士女十分八九都“义愤填膺”而责韩复榘军之“不信”，日本报更是起劲，日文《北京新闻》至于毅然决然地断定因此可知济南事件之应由支那军队负其责云！据现已被拘之前京兆尹李升培说，由该尹同了商会长孙学仕在该会长之饭馆天和玉与鲍毓麟桃园结义，始约定鲍旅留京维持治安，其事之真伪功罪姑且勿论，但其缴械之原因则实由于元老们之厚意，留鲍旅太久，不让它早走，直到京外全是国军，天津方面已经开火，才放往通州去，其被缴械确是难免了。但北京市民那里管这些道理，他们只觉得鲍旅是奉军而保护过他们的，即使前面在开战，也应让它全副武装的上去，威吓国军的后路也好，不威吓也好，都可请便，断不容别人用一个手指惹他们的恩人一下；现在不料竟被缴了械，难怪如丧考妣，抬出“信义”的牌子来大申声讨了。日本的《汉文报》等本是异族的侵略宣传机关，因为日本与中国的利害完全相反，它们的言论当然是幸灾乐祸，它们所反对痛恨的事□与人物，大抵于中国是好的，至少也不会有什么害处，翻过来说，它们之所颂扬鼓吹的事总于中国不利，那是极显然的。不幸北京市民的意见处处与日本人相近，所以很有一种反动的空气，这原来早是如此，不过在张大元帅时代与环境密合，我们不大诧异，现在更明显地感觉得出罢了。还有一件附带奉告的事，北京的报界发生了一点小变动：《晨报》于六日停刊了，《京报》于十二日复活。说也奇怪，京中有一种传说，云《京报》即是《晨报》的化身。我昨天看见《京报》，其报式字样，新闻排列，及北大复校宣言纪事中加上小题目，意含嘲笑之类，的确很像《晨报》，但第一天有汤修慧女士的宣言，声明赓续邵飘萍君之事业：《京报》于奉军得势时被毁，《晨报》于奉军失势时停刊，二者不能并容，有如水火，想不至于有合作之事乎？或者《京报》仍由邵夫人经营，而编辑偶用了《晨报》旧人乎？上述传说乃得之于一个消息颇灵的朋友，究竟如何，不佞亦疑莫能明也。匆匆不多说。
    十七年六月十四日 署名
    * 刊一九二八年七月九日《语丝》第四卷第二十八期，署名岂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