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的巧妙
    偶阅邓文如君所编汪悔翁《乙丙日记》，卷一有一则云：
    “历来开国之初兵皆强健，而后嗣皆弱，其故有四。景运所钟，豪杰乐附，苍穹所眷，鬼神效命，其说固然。其实则行师抢掠，因粮于人，不筹饷也。以威挟制，胁从遂众，不忧寡也。盗贼逋逃视为渊薮，不肖人众欣所托足，借名为奸盗之资，纠众肆恩仇之报，此其三也。焚掠抢劫，迫胁良民，幸而成功，史臣讳之，为之粉饰，而守成之主一味循旧章，谈慈爱，守节制，爱克不及威克，此其四也。若云承平日久人不知兵，彼之士卒非承平之民哉。”悔翁在清末是一极有见识的人，所说都很有理，上文即其一例，我所觉得有意思的特别是其四这一点。记起《洛阳伽蓝记》中亦有相似的话，卷一记杜子休宅项下述隐士赵逸所说有云：
    “逸曰，晋时民少于今日，王侯第宅与今日相似。又云，自永嘉以来二百馀年，建国称王者十有六君，皆游其都邑，目见其事，国灭之后观其史书，皆非实录，莫不推过于人，引善自向，苻生虽好勇嗜酒，亦仁而不杀，观其治典未为凶暴，及详其史，天下之恶皆归焉。苻坚自是贤主，贼君取位，妄书生恶，凡诸史官皆是类也。人皆贵远贱近，以为信然，当今之人亦生愚死智，惑已甚矣。人问其故，逸曰，生时中庸之人尔，及其死也，碑文墓志莫不穷天地之大德，尽生民之能事，为君共尧舜连衡，为臣与伊皋等迹，牧民之官浮虎慕其清尘，执法之吏埋轮谢其梗直，所谓生为盗跖，死为夷齐，妄言伤正，华辞损实。当时构文之士惭逸此言。”据记文云逸是晋武帝时人，魏正光初来京师，计年当二百五十岁矣，却又是“不闲养生，自然长寿，”究竟怎么一回事我也不能知道，但是所说的话很有意义，与悔翁相似而有反正两面，更为透彻。反面是败则为贼，即俗语所谓打落水狗，正面是生愚死智，即所谓有钱使得鬼推磨，是也。要之不外是势利之见，但也非济以文字语言的巧妙不能有效，所以这正是中国文士的独擅场，不过我从前以为毁誉反覆要推韩愈为宗师，今据赵逸所说又当推早五百年去，而构文之士却又古已有之，这以前的事也就有点都不大好相信了。
    中国文士立言之巧妙的确是有目共赏的。单举近代的例，如明臣降清的奏文云：
    “杀吾君者吾仇也，杀吾仇者吾君也。”这是天造地设的辞令，只亏他挖空心思去想出来，老着脸皮去说出来，比冯铨对清摄政王说，“凡不忘前朝的推此心即能尽忠本朝”，巧拙悬殊，虽然冯铨的话也已够巧妙了。又如民国初年民党降袁的呈文云：
    “盖闻斫雕为朴，破觚成圆。”这比普通降表中所用的滥调，“盖闻良禽择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事”，尤其写得古色古香，盖降清文用的是八股法，而降袁文乃是试帖法，试帖中原含有灯谜诗钟等分子也，至于良禽云云只能算是古文法了。由是言之，中国旧文章之用大矣哉，若用白话文便断乎写不出这些妙文来也。
    故宫博物院所印《多尔衮摄政日记》顺治二年闰六月初四日条下有云：
    “又奏英王大捷当祭告郊庙社稷，拟票内有神人共愤语。王曰，明朝人博学故多，只是这等说话似乎不宜，人心之愤固自可见，若天之愤从何可知？今王师剪寇便如此说，倘两军相持不分胜负，岂天在愤不愤之间乎？大学士等奏曰，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王上奉天讨罪，天下无敌，天意确有可凭，理之必然也。”冯铨辈良心死尽，引经据典的说无耻话，本无足怪，这里觉得特别有意思的乃是多尔衮，他倒懂得道理，知道那种文字的不通，无奈那些博学的明朝人碰头力争，一定要说清兵南侵是奉天伐罪，南明的小朝廷是神人共愤，多尔衮也终于没有办法。我常说中国向来是在办一个顺民养成所，使人民平日饱受苦痛，做了殖民地也不再感觉得，这是普通科，此外再养成一副奴颜婢膝，可以去歌功颂德，这是高等科，如今看来至迟在明朝此养成所早已开办了。虽然学者们说习得的技能不会遗传，可是几百年的习惯要他消除也是实不容易，何况在有许多人还不无爱惜之意呢。白话文的确不是无功于中国的，至少他不能那么巧妙的用了，至少也看得出可丑来了，即使仍旧拿去说无耻的话。根据这个道理，我对于爱统制专制的阶级之拥护古文是极能理解的，或者他们尚未意识的想到，我是可以代尽义务去找出很确实的理由来的。
    * 刊一九三七年四月十六日《宇宙风》第三十九期，署名知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