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孟子的骂人
    小时候读《孟子》，至《滕文公下》，见公都子问，外人皆称夫子好辩，敢问何也？孟子曰，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随后是滔滔一大篇，说得像煞有介事，而愈说愈支离，很觉得可笑。如云：
    “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公明仪曰，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仁义充塞，则率兽食人，人将相食。吾为此惧。”案《梁惠王上》曾引过庖有肥肉五句，断云：
    “兽相食，人且恶之，为民父母行政，不免于率兽而食人，恶在其为民父母也。”这一段原说得极好，大抵公明仪的原意就只如此，后来讲到杨墨又复引用，却不知怎的忽然变成了缠夹二先生，说杨朱墨翟要率兽食人。孟子舆本来是战国时人，自然而然的也有点霸道，程明道也说孟子有些英气，又说英气甚害事，可谓知言，这里最露出破绽来，读去几乎有点欠亨，我对于无父无君这种说法有极大反感，差不多就是在书房读《孟子》的那时候种下的。明末张和仲著《千百年眼》十二卷，平论古今颇是见识，卷三有“孟子辟杨墨”一则云：
    “杨朱治老子，墨翟治禹，孟子言其无父无君，又甚之于禽兽，几于酷吏苛辞矣。若以孔子差等百王之眼而照万世，则杨墨之源不深，其流亦必不长，纵微孟子之排亦将不久自熄。何者？世方决性命之情以饕富贵，安肯如杨子之不拔一毛，世方后公事急身图，安肯如墨氏之摩顶放踵而利天下。妨道蠹民。其唯乡愿乎。彼其通宦机，适俗性，故能深投小人之好，而且以久流于世也。然杨墨真而乡愿伪。试思泣歧悲染是何等心胸，即墨子守宋一端已为今古奇迹，假令世有若人，又何暇稽其无父无君之流弊，即目之为忠臣孝子可矣。”贺子翼《水田居集》中有诗话一卷，曰《诗筏》，有一则可相发明云：
    “贯休诗气幽骨劲，所不待言。余更奇其投钱镠诗云，满堂花醉三千客，一剑霜寒十四州。镠谕改为四十州乃相见，休云。州亦难添，诗亦难改，遂去。贯休于唐亡后有《湘江怀古》诗，极感愤不平之恨，又尝登鄱阳寺阁，有‘故国在何处，多年未得归，终学於陵子，吴中有绿薇’之句。士大夫平时以无父无君讥释子，唐亡以后满朝皆朱梁佐命，欲再求一凝碧诗几不复得，岂知僧中尚有贯休，将无令士大夫入地耶。”孟子舆距杨墨，韩退之辟佛，后先辉映，千古传为美谈，仔细想来仍不免可笑如此，似卫道大业并不那么容易做，这事须得靠英气，而有英气便会太快意太尽，有如讲台上瞋目顿足大声疾呼，一时博得掌声如雷，但实在毛病甚多，禁不得日后有人细心推敲也。孟韩二公往矣，于今已可不必深求，偶然还要把他们搬了出来者，并非想算旧账，实在只是借作药渣，对治我们自己的病，或当作卫生展览会中的有些挂图看，盖我们中间难免也有二公似的性情遗留，须得随时警戒克服耳。
    不佞读经史，见中国骂人名家似当以孟公为第一，所用名词如洪水猛兽，禽兽，以及《汉书》的枭破獍，沿用至于今日，只可惜虽凶狠而实空虚无力。不佞是海军出身的人，平常只有一点物质方面的知识，修养也是唯物的，所以觉得禽兽的生活——无论是猛禽小兽，生活都是自然的，亦即是合于生物的常道，它们与人类有些地方不同，却难得说出好坏，据我看是人类也未尝没有禽兽所无的坏处。如《曲礼》所云：
    “夫唯禽兽无礼，故父子聚麀。”这的确说出禽兽的缺点，为人类所不做的了，但人间的卖买淫，思想文字狱等，我曾经说过也正是禽兽所未尝有的事。枭并不食母，正如乌之不反哺，在鸟学上差不多已无疑问，至于破獍不知是何物，在动物社会中要去特别找到其父来吃，这也实在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所以用这种话骂人没有什么力量，也实在不得要领。偶读《焚书》，见附录《寒灯小话》第二段记九月十三夜侍者怀林与李卓吾（即和尚）讨论世俗骂人语，很有意思，文云：
    “林曰，今之骂人者动以禽兽奴狗骂人，强盗骂人，骂人者以为至重，故受骂者亦自为至重，吁，谁知此岂骂人语也。夫世间称有义者莫过于人，你看他威仪礼貌，出言吐气，好不和美，怜人爱人之状，好不切至，只是还有一件不如禽兽奴狗强盗之处。盖世上做强盗者有二，或被官司逼迫，怨气无伸，遂尔遁逃，或是盛有才力，不甘人下，倘有一个半个怜才者，使之得以效用，彼必杀身图报，不宜忘恩矣。然则以强盗骂人，是不为骂人了，是反为赞叹称美其人了也。狗虽人奴，义性尤重，守护家主，逐亦不去，不与食吃，彼亦无嗔，自去吃屎，将就度日，所谓狗不厌家贫是也。今以奴狗骂人，又岂当乎？吾恐不是以狗骂人，反是以人骂狗了也。至于奴之一字，但为人使而不足以使人者咸谓之奴。世间曷尝有使人之人哉，为君者汉唯有孝高孝文孝武孝宣耳，馀尽奴也，则以奴名人，乃其本等名号，而反怒人，何也？和尚谓禽兽畜生强盗奴狗既不足以骂人，则当以何者骂人乃为恰当。林遂引数十种如蛇如虎之类，俱是骂人不得者，直商量至夜分，亦竟不得。乃叹曰，呜呼，好看者人也，好相处者人也，只是一副肚肠甚不可看不可处。林曰，果如此，则人真难形容哉。世谓人皮包倒狗骨头，我谓狗皮包倒人骨头，未审此骂何如？和尚曰，亦不足以骂人。遂去睡。”此文颇妙，故不惜多抄，怀林与卓吾商量至夜分，甚有意思，他们经过如此研求，不能得到结果，不佞更有何望也。虽然我是个道德家，仿佛与孟子是同志的样子，但是因为有前车之鉴，不敢随便骂人，到底又觉得脊梁上不像抗着一个道统，没有那样的义愤填膺，所以说话更感到困难。我对于有些思想与行为感觉不以为然的大抵只有两种说法，一是可笑，一是可怜悯，这第二种用语在佛教徒的习惯上似乎以为至重，我也就用作最不留馀地的批评了。至于可憎恶一语，对于思想等我总不想用，虽然也有用在别种东西上的时候，如我近日谈到北平无线电的放送，整天被邻右的大鼓书与戏文所包围，强迫享受娱乐，我曾说感觉十分的憎恶。我对于戏文或大鼓书也并无灭此朝食的处心，人家喜欢原是随意，只不要来强聒妨害别人，那也就可以任其自然。思想写在书本子上，有如戏文在茶园里一样。我不喜欢只须撇开不看得了，有时知道这内容可笑，至多也不过这样说一句而已。人类生活殆有应改革的地方，但是如何可能则在我的不知为不知的范围之内，唯关于思想统一之斗争，不佞鉴于孟子韩文公的往事，觉得这实是虚空的虚空，有如传道者所说，或不佞之笑到底亦犹未免为多事，不过笑与痒同样的不可忍，此亦无可奈何者耳。
    * 刊一九三七年七月十六日《论语》第一一六期，署名知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