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构思《中华文化读本》丛书的一开始，我就想好了，最后一本应该是《写碑译典》。因为只有让这一本作为归结，才能压得住。
    从书名看，内容分为两部分，一为“写碑”，二为“译典”。我先把这两部分做一个简单介绍。
    “写碑”部分，收录了中国大地上一些重大古迹的碑文和榜额。这些碑文和榜额，古人都曾书写过，但大多被岁月剥蚀，被灾难毁损。二十世纪晚期，中国重新得气，全国各地不约而同地决定，必须唤醒沉睡在荒草颓岩间的种种古迹，借以提升一方尊严。这是一个庞大的工程，其中一项，就是修补旧碑，再立新碑。
    说起来，能够修补旧碑已经不错了，为什么还要再立新碑呢？这是因为，一切古迹都有两重生命，一是“历久犹存”，二是“历久弥新”。所谓“历久弥新”，就是能够不断地为后代提供重新解读的可能。再立新碑，也就是在古迹身后的悠远回响中，加入当代和声。
    当代是应该发言的，经过几百年的文化屈辱，兵燹肆虐，尤其是经过了破坏古迹的“**”灾难，我们与古迹必须有一番“劫后重逢”的噙泪欢悦。
    那么，新碑的碑文应该由谁来撰稿，由谁来书写呢？这是一件麻烦的事，常常会引起文坛龃龉、各方苛评。因此，很多地方就在报纸上进行“民意投票”。没想到，各地民众属意最多的，居然是我。
    我知道，这与我的几部散文集有关。多年来我独自寻找千年古迹，并以崇敬而焦虑的笔触向海内外的华文世界逐一报告，这一举动显然得到了各地民众的认可，因此都选了我。
    既然如此，我也就不推辞了。
    按照中国惯例，这样重大的碑文似乎应该由高官来署名。但是，广大民众却选了并无一官半职的我，这件事似乎还包藏着另一层不错的含义，那我就更不能逆拂了大家的盛情了。
    由此，我应邀撰写了“炎帝之碑”、“法门寺碑”、“采石矶碑”、“大圣塔碑”、“金钟楼碑”等等诸多大碑的碑文。在撰写过程中，我等于再度抚摸了一遍中华文化的几条筋脉。这些碑文，有的礼拜了文明之祖，有的探寻了宗教精神，有的呼唤了诗化素质，有的安顿了城市魂魄。一一相加，确实展示了中华文化丰富而又壮丽的多重面相。
    我撰写的这些碑文，力求表现对各个古迹的当代认知，并以多数旅人都能畅然诵读的浅显文句来表达。
    这些碑文完成之后，本应在全国选请著名书法家来书写了。但是，各地民众不知道在哪些报刊上看到过我写的毛笔字，要我“一身兼两任”，也就是同时担任书法家来蘸墨挥毫。我想，这倒是符合了古人自撰自书的传统，便点头答应了。
    除了这些长篇大碑之外，各地还有一些重要古迹请我题写榜额，也就是把它们的名字或核心用语端端正正写出来以供镌刻就可以了。这事看来简单，但数量很大，我必须严格选择。选择的标准，就看那些古迹在中华文化史上的地位。结果，多年来也着实写了不少，例如本书收集的仰韶文化遗址、秦长城遗址、都江堰、中华首刹、萧何曹参墓园、云冈石窟、千佛崖、昆仑第一城等等。每幅榜额虽然只有寥寥数字，但我都一一写了说明辞，把它们连贯起来，又成了中华文化史的一条“野外线索”。
    由此可见，中华文化史只有一半写在简册上，纸页上，书籍上，而另一半则写在石碑上，山崖上，大地上。我的墨迹只是一种引导，借以指点广大读者把阅读的范围放大到万里江山之间。
    我在题写这些大碑和榜额的时候，还没有使用现代复印设备和传输技术，所写墨稿直接付之刻凿，都自然消耗了。因此，这次都必须重新书写，有些文句也因书法节奏的需要做了改动。
    再说“译典”部分。
    长久以来，我一直很想用地道的现代散文，选译几篇古代经典，请当代读者愉快享受。
    这是一件看起来容易、做起来却极为困难的事情。有人误以为，那只是把文言文翻译成白话文，那他们一定既不懂文言文，也不懂白话文，更不懂文学。
    在古代的文言文和今天的白话文之间，能够翻译的是意思，不能翻译的是韵味。而文学的立身之本，恰恰是韵味。不信，请试着将当代摇滚歌词翻译成文言文，不是不能，但韵味全都走了样。
    正因为如此，近百年来虽然有不少人花费很大精力试图把古代的文学作品翻译成白话文，却几乎都让人失望。我们看到了两大误区——
    第一误区，叫“学究误区”，即把翻译当作了学识罗列、考证展示，满眼都是半生不熟的注释和比勘。结果，译出来的白话文既枯燥，又拗扭，离文学相距甚远；
    第二误区，叫“换诗误区”，即以新诗翻译古诗。由于不知古诗与新诗从语感、节奏、意境上都截然不同，结果，变成了用一个硬壳去置换另一个硬壳的奇怪举动。译出来的新诗，不仅与原诗貌合神离，而且以新诗标准来衡量也完全不合格。
    因此，我决定另辟蹊径，以当代诗化散文来完成这件事。
    这种诗化散文，必须干净明澈，虽有精细的学术考证为基础，却又不露学术痕迹，使文学回归文学。
    我选了三种最有代表性的文本来攻坚。那就是，庄子的《逍遥游》、屈原的《离骚》和苏轼的《赤壁赋》（前、后）。涉猎文学的读者一听就明白，这场攻坚会是多么艰难。
    庄子用缥缈游逸的思绪讲述着千古哲理，该怎么变成清顺的现代美文？屈原用绚烂无际的梦幻抒发着自身郁闷，该怎么变成明丽的现代美文？苏轼原本已很超逸、很主观、很“现代”，该怎么变成更“现代”的现代美文？
    我的译文，至少让当代读者从整体风貌上领略了中国古典文化中三个最可爱、最具有世界意义的天才。这种领略，淡化了学术障碍和时代障碍，却不失原意，不失诗情。我相信，大家会乐意接受。记得我在北京大学讲授中国文化史时，曾经把《离骚》今译当堂朗读，受到了青年学生的热烈欢迎。
    翻译之后，我又把原文用行书恭恭敬敬地抄写了一遍。历代的书法名家中，很少有人能把《逍遥游》和《离骚》抄完，因为太长了，超出了他们文弱书生的体力极限。有几位用小楷抄过《离骚》，毕竟体量有限。我却用浩荡的行书把它们都写完了，至少在体力上可以略为骄傲。
    平日抄写最多的，是佛教《心经》。这是幼年时天天听祖母念诵种下的根，当然，更与我后来对它的长久领悟有关，请读我的长文《解经修行》。我把祖母的口上念诵变成了笔下念诵，因此不怕重复。这次把《心经》的今译和书法，也收在本书里了。《心经》算不算中华文化？这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难题。我的看法是，此经来自印度，但是，鸠摩罗什和玄奘让它变成了简洁而神圣的汉语范本，被中国人在千百年间天天念诵，已经成为渗入华夏大地最深广的文献之一。因此，我对于《心经》的今译和书写，也可以成为《中华文化读本》的一个部分。
    我书写这四部经典作品的原文，用的是行书，都清晰可认，因此，为了节省篇幅，也就不再以铅字另印原文了，请读者鉴谅。
    己未年春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