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的讨论
    日葵先生：
    来信敬悉。当时将来信搁在一只书箱抽屉里，一时忘记，寻找不着了，近日才忽然的找到，所以答复迟延，请你原谅。
    对于我的《三个文学家的记念》那篇文章里“切实的精神”与“浅薄的慈善主义”两句话的疑问，约略说明如下。我所谓切实的，意思是说真的，迫切沉痛的，不是虚伪浮薄的。无论关于什么派别，倘若研究只是趋时，创作只是模拟，那都是不切实。病人的呻吟是真的迫切沉痛的，听了足以引起我们的悲哀与恐怖，但是“无病呻吟”便毫无价值，即使学得极好，也不过是《聊斋志异》上的所谓口技，只能供听众的一笑罢了。慈善主义上“浅薄的”这一个形容词，乃是综举他的性质，不是分别他的种类，因为我觉得慈善主义只有一种，更没有别的深厚的慈善主义了。我想慈善主义与人道主义，表面相似而实大异。慈善主义是阶级的，是仁政与布施，是安乐的人的奢侈品。人道主义是平等的，是共同生活，是古人所谓鱼相濡以沫。因为自己要求生存，于是有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理想；因为自己不愿被杀，于是有非战非死刑的主张；其馀的思想都是如此，以个人为中心而推及于人类：耶稣说爱邻如“己”，实在是最简当的说明。慈善主义不能到了解“爱己不外人”的境地，只以抚慰与惠施为满足，“买得心的快乐”，所以是浅薄。但是此处要附带的说明，抹杀个人而高唱人类爱的一种“人道主义”，近来也有时见到；这种主张虽然似乎比慈善主义为高尚，但是太渺茫了，所以也不能不说是同样的浅薄。
    你说伟大的文学家不可不为宗教家或革命家，我很以为然，但是我想还可以综合的说一句，即是，文学家须是民众的引导者。倘若照我直说，便是精神的贵族。前年康白情君在一篇文章上说诗是贵族的，受了许多人的攻击，其实在我的意见是很对的。这所谓贵族当然不是指物质生活上的特权，乃是说精神生活上的优胜。贵族的精神是进取的，超越现在的；革命家不必说了，真的宗教家，——不是一个满足安乐的信徒——也无不具这个精神。宗教家的乐国净土，革命家的新社会，与文学家的心里的世界，都是民众所应该而不能够想到的境地：在这一点上，那三种人是相同的，是民众的引导者，精神的贵族。贵族一字或者字面上有点容易误会的地方，不如依了aristeus的原义译作贤者——最好的人，更为切当。关于文艺上的“平民的”与“贵族的”这问题，想在“自已的园地”里略加申说，又关于旧传奇主义也在那里曾经说及，现在不再重述了。
    中国现在的学术界与社会的情形，诚然与欧洲的不同，但我以为这于各派文艺的发生是没有阻碍的。本国的文化虽然停滞，个人的思想可以特殊进步，外国的影响也会进来的。譬如一种学术的发明，在当初自然非有适合的材能与机会不能成就这件事业，但在既经发明以后，大家都可以利用了。中国现代学问固不发达，但是对于科学方法之精密，大抵也能领解了，拿去应用于文章上，当然是可能的事。其馀各种思想，也是如此，大抵可以得到理解的人。至于模仿某派，的确未免太人工的，因为派别乃是批评家对于既成文艺分别部类的名称，不是作家自己预先定下的；倘若先有一种成见，那犹如没有诗意，却写下“赋得什么”的诗题了。不过模仿虽然不好，影响却是自然而且合理的，所以正当的方法是听凭各种派别思想自由流行，去吸收同性质的人，尽量的发展。唤起一种切合有益于现在人类社会的精神，这个办法也是很好，但我觉得一时难以找到一个这样的概念，因为这范围太广了，有好许多不同的思想，推究到底，不能不说都是有益，那怎么选择呢。据我的意见，还不如取放任态度，各走他的个性所分付他去走的路，但是奴隶的模仿，专门替古人或是别人说话的作品，却是例外；他既失却文艺的第一条件，我们虽然不必去骂他，却也应该把他辨别清楚，表明他不是文艺。我并不以新传奇主义为最好，但“变成旧传奇主义便坏了”的意思，却的确是有的，因为现代的旧传奇主义的作品也是奴隶的模仿，失了文艺的价值，虽然十九世纪的传奇派作品我们承认他是文艺。
    一月二十五日 仲密
    * 刊一九二二年二月八日《晨报副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