冤哉达尔文
    “自十九世纪以来，最有力的学说是达尔文的进化论，凡是讲政治经济的都抱着侵掠主义，欧洲大战就是达尔文的进化论造出来的。他讲的是生存竞争，这次欧战伏尸百万，流血千里，欧人才觉悟人类的进化不是竞争，乘时而生的有克鲁泡金的互助论，于是他们才知道人类的进化乃是互助，而中国几千年来的伦理就是讲的互助。”（见《学灯》六卷二册）
    中国人以达尔文为“这次欧战”的祸首，由来久矣，今又经江南某教授证实，更是铁案如山不可动了。但是据我看来，达尔文实在是冤枉的，不得不替他来说一句公话。查达尔文的《物种由来》出板于一八五九年即清文宗咸丰九年，的确在欧战之前，然而后于拿破仑者已五十年了：“拿皇”虽好读书，焉得达氏学说而读之，得侵掠主义而抱之乎？今姑舍夷狄而言华夏，唐僖宗时黄巢之乱，明毅宗时张献忠李自成之乱，大约也可以算是“伏尸百万流血千里”的大杀戮了，但其一在达尔文九百八十年前，其一亦二百二十年；即退一步而说，“发逆”肇乱在清宣宗道光三十年，也比达尔文要早十年，不知他们都受了什么“学说”的影响。达尔文即使不幸生在欧战之前，可以加上一个煽乱的罪名，但前面的例如不能证明都是由于某学说之煽惑，就不能单责达尔文一人。这个道理很是简单，实在有如二二得四，现在却还要人来说明，真是连说明的人也觉得有点不好意思了。
    复次，关于克鲁泡金我也要替他声明一下。某教授说他的学说在欧战后“乘时而生”，其实他决不是这样干投机事业的人，他的《互助论》最初登在杂志上，单行出书在一九〇二年，即清德宗光绪二十八年，岁次壬寅，欧战之十二年前而为各国“互助”的联军入京之二年后也。为生存竞争的互助实在是极平常的事，不值得大惊小怪的吵闹，至于道听途说把它弄得颠倒错乱，尤其是不必了。我相信人类的行为不是轻易容易改变的，圣道不能使它变好，邪说也不能使它变坏，——只是有一件，奴隶的学者借了什么学说，去替不合理的传统制度或思想作辩护，那却是很可憎恶的事。
    * 刊一九二四年二月二十五日《晨报副刊》，署名荆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