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班延兆先生
    班延兆先生：
    今日在《京报副刊》上见到你先生的大文，我想极简单的答复几句：
    一 你先生的大错在于忘记这十三年内有过一回复辟。民元的优待条件虽不很对，那时为息事宁人计，所以不反对；现在主张不但修改还当彻底取消，便因为“他们”复过辟了。至于在十三年前，请您不要骇怪，我们还主张仇满，主张报“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之仇呢！这种革命（在北京或者应称作“过激”以别于现在政府所称之“革命”）思想给此刻青年们听见了，一定说是大错而特错，所以我也决不是来鼓吹，不过表示我的谬见不是始于十三年后的今日罢了。
    二 北京市民是不是奴气十足，不必空辩，最好请市民诸公用事实来证明。“事实胜于雄辩。”据我所见，复辟时的欢欣，溥仪出宫的悲愤，——具体的成为运动恢复优待条件，已经足够证明奴气之深了。先生如抱不平，还应请他们表示民国人民的真态度，以作反证。倘若先生不能“出来明白答复”，则这件事还是不能改变。至于我也是北京市民之一，但不能因此而否认北京市民之奴气十足，正如虽是中国人而不能因此否认中国人的堕落一样。我的神经不知道是错乱否，倘先生以为呈请恢复优待条件的人都是神经清楚的，那么我就算是神经错乱亦无不可。
    三 先生说焉知商会的呈请“不是根据法理，不是力争法理呢？”或者是的。我同先生一样“没有研究过政治学”，不敢说什么，但我知道《现代评论》一二期内有两篇文章，是北大的政治学教授所作，讨论取消优待条件的问题的，先生不妨去拿来一看，便知商会的呈请于法理上有如何根据。如先生没有这种评论，我可以奉寄一份。
    请先生恕我白费了你看这答复的工夫，虽然我写时也花去好些工夫。
    十三年十二月三十日 开明
    * 刊一九二五年一月四日《京报副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