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璜《神户通信》附记
    接到这封信后，还未及写回信，京津的交通便断绝了。一直至今未曾接到外边的来书，我也不寄信往京外去，反正寄了也搁在邮局里，所以还不如写好了留着，等张君回京时自己来看。上月二十八九日北京举行国民革命，我正坐在房内乱看《徒然草》，一点都感不到什么风暴的模样，到后来看报才知道，只觉得这种革命革得太可笑，太不彻底罢了。那张《大阪朝日》上却大书“赤化的暴动”，虽然造谣本是日本新闻记者的惯技，但这回愈令人深切地感到他们居心的叵测了。“和我们痛痒不相关的日本”，这真是十分痛切的话；据我看来不但不相关，简直还是利害相反的；有些日本的浪人与支那通在那里高唱什么日支共存共荣，都是完全欺人之谈。老虎把人吃了，使人的血肉化成老虎的血肉，在它的身内存在，这就是共存共荣。若是当作两个政治体并存着，我相信中日亲善是决不可能的，倘若彼此不改昔日的态度。日本对于中国的态度是的的确确的“幸灾乐祸”四个大字，于中国有利的事以至言论思想，他们竭力地破坏、妨碍，而竭力赞助，拥护有害于中国的人和东西。日本所最希望的事是中国复辟，读经，内乱，马贼……所最看重的人，文的是辜鸿铭，武的是张作霖。至于冯玉祥郭松龄之流，我们虽不能担保他们一定是怎样的好人，但就近来的行动看来不能不说是有利于中国的，日本人则极口诋骂，以为是不忠，不义，是明智光秀。我不相信日本人还真迷信着三纲五常的话，倘若真是这样想，那么那些勤王倒幕的志士没有一个不是不忠不义的逆徒，因为他们本来都是德川将军的臣民。他们实在只是借了这些混账的昏话来捣乱，鼓吹起来，好招引不长进的中国人崇奉溥仪张作霖，替他们作两重的奴隶。他们还自诩这是武士道的精神，我不晓得这是假痴还是真呆。在他们本国新闻上说的还不够，用了英文写给西人看，用了中文写给华人看，这种深情厚恩，我们是不应该忘记的。空论没有价值，还用事实来加惠于中国，恐怕内乱要来了，于中国人民没有什么好处，所以凭了侠义来助张作霖李景林一臂之力，叫我们间接能够尝尝武士道的滋味。我们困守北京，固然未能用事实证明实在有此事，但日本人也不能用事实反证实在无此事，使我们心服。这样一个利害同中国截然相反的国度，我想纵使不是敌国，也总决不是什么友邦而且还什么共存共荣的，实际上对于中国那一国不是如此，（我不能确信把那个有卢布的国除外，）京津战事起后，有多少外国人替李景林捧场，造谣言，这里边自然不止日本人一种，虽然他们似乎特别出力。我们在北京若是“终日在不安或期待里生活”，那么也是至少一半受着这些国际造谣者之赐。
    我是爱日本的，我重复地说。但我也爱中国，因为这是运命指定给我住的地方。日本的生活大半是我所欢喜的，山紫水明的风景亦时见于梦寐，但我愿住在这混乱可怕的，荒凉可怕的北京，愿俟黄河之清似的等我们自己把它整理起来，变成可以住的地方，将就地住着。别人整理好的地方我们看了确是可爱，不过不能逍遥安住，虽然时时见之梦寐。只可惜中国人太不长进，太多无耻的正人君子，弄得中国渐像猪圈，使我们不得不切齿于这些不肖子孙，诅咒这混沌的中国。有所爱便不能无所恨。真是爱中国者自然常诅咒中国，正如真爱日本的中国人也非彻底的排日派不可。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二十日，作人，于北京西北城。
    * 刊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语丝》第五十九期，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