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闲话（五）
    我不是文人，更不是诗人，所以写文章绝不讲究，只是随意乱涂，但也有一点规矩，便是在文句上竭力求能表出我的真意，在意见上始终设想预备给自己的子女们去看。
    我的思想大抵颇旧，有些还很有点车旁军的气味，如我同“夷罟”玄同兄说过，像《忆》那样的诗集应当刻木板，而且板心要小，纸张要大。——我们这些年已不惑，曾做过八股文的人，那里会有什么新思想呢？然而却也有人，大半还是青年，说我的思想是“过激”。这固然未必然，也未必不然。在我的陈年思想中，比较地新一点的东西只有几道严复先生起首介绍进来的所谓天演论，不过我因此而喜读芬阑威斯忒玛克教授（westermarck）的《道德观念之起源与发达》，觉得世界上没有天经地义，道德常是因时地而变迁的。这虽然似乎有点新，其实也极是平常的事，据我看来只是文明国的儿童所应知道的常识之一小部分。我作文章，大抵就只发表多少关于这个常识的意见，说给青年男女听听，自己的子女当然在内，而且或者更是首先听到。不说违心之论，不说自己不愿意子女们知道的话，这是我的文例，至于思想之新旧平激都不成什么问题，因为这不是自己作得主的。
    * 刊一九二六年四月十九日《语丝》第七十五期，署名岂。